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lel Banking System)，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概念诞生于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

“影子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金融学概念。它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看上去像传统银行但仅是行使传统银行的功能而没有传统银行的组织机构，即类似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存在。而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是美国“影子银行”的核心所在。这种住房按揭贷款融资来源方式的改变，不仅降低了住房按揭者的融资成本，也让这种信贷扩张通过衍生工具全球化与平民化，成了系统性风险的新来源。

美国“影子银行”产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这时欧美国家出现了所谓脱媒型信用危机，即存款机构的资金流失、信用收缩、赢利下降、银行倒闭等。为了应对这种脱媒型信用危机，不仅政府大规模放松金融部门的各种管制，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一股金融创新潮。各种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组织及金融经营方式等层出不穷。

随着美国金融管制放松，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比如，在各类金融产品中，美国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发展更是远远超过传统金融产品。截至2007年底，传统金融产品总值约为70万亿美元，1999年至2007年间，其年均增长为5.9%。而衍生产品名义合约额超过了165万亿美元，其年均增长为21.7%。

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交易的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给出如此定义。按此定义，2011年上半年，国内“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约有3.6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产品中心副主任袁增霆称，“认识中国的‘影子银行’，最好按银行产品线和业务线来梳理。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指银行理财部门中典型的业务和产品，特别是贷款池、委托贷款项目、银信合作的贷款类理财产品。”该研究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主要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以银信合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进行的“储蓄转投资”业务；另一部分为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

“影子银行”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资金来源受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大；第二，由于其负债不是存款，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第三，由于其受监管较少，杠杆率较高。说白了，它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融资贷款中介功能，却游离于货币当局的传统货币政策监管之外。

在中国的市场现实中，影子银行主要涵盖了两块：一块是商业银行销售得如火如荼的理财产品，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的类信贷类产品，比如信托公司销售的信托产品，另一块则是以民间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体系。其中，规模较大，涉及面较广的是“银信合作”，银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属于直接融资，筹资人直接从融资方吸取资金，不会通过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这样就降低了货币供应的增速。同时，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减少”了资本要求，并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另外，信托公司资金大量投向各级政府基建项目，形成集中度风险和政府融资平台违约风险。

有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前6个月银信合作产品较2009年前6个月增加2.37万亿元的规模，这使得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失效，银行通过银信合作的创新方式释放出了大量的资金。尽管2011年银信合作产品的资金总量在减少，但其仍是“影子银行”中最大的资金释放来源。

尽管没有官方定义，业界普遍认为行使商业银行之功能，未受严格监管的机构，即为“影子银行”。目前国内的“影子银行”，并非是有多少单独的机构，更多的是阐释一种规避监管的功能。如人人贷，不受监管，资金流向隐蔽，是“影子银行”。几乎受监管最严厉的银行，其不计入信贷业务的银信理财产品，也是“影子银行”。 目前“影子银行”有三种最主要存在形式：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和民间借贷。

首先，就是影子银行本身，主要玩家有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SIV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第二类是应用影子银行方法的传统银行。这些银行仍在监督管理下运行，同时可获得中央银行的支持，但它们也将影子银行的操作方法运用到了部分业务中。

第三类则涵盖了影子银行的工具，主要是一些能够让机构转移风险，提高杠杆率，并能逃脱监管的金融衍生品。

“影子银行”是信贷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和大宗商品交易、杠杆收购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这些机构通常从事放款，也接受抵押，是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和高杠杆操作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目前，影子银行系统正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持续萎缩，然而，作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一环，影子银行系统并不会就此消亡，而是逐步走出监管的真空地带，在新的、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发展。未来，对影子银行系统的信息披露和适度的资本要求将是金融监管改进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已提出要求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对冲基金、私募机构和风险资本基金实行注册，并对投资者和交易对手披露部分信息。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影子银行”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证券化机构，主要功能是将传统金融产品证券化；市场化的金融公司，主要包括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主要从事在传统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融通资金；此外，还有结构化投资机构及证券经纪公司。

投资银行是影子银行中最重量级成员之一，往往人们提及华尔街，指的就是投行。在同商业银行的较量中，投资银行从人才、创新手段和技术水平都胜出一筹。不仅在资本市场上独领风骚，在衍生品和大宗商品交易方面也是占据主流。尽管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实际上所有投行机构的英文名称都叫“×××公司”，比如，Goldman Sachs & Co.、Morgan Stanley & Co.。这种公司注册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绕开监管。但是金融风暴发生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除了倒闭的投资银行，像高盛这样已更名为银行控股公司Goldman Sachs Group Inc，也因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救助，同时被列入监管范畴。实际上，金融风暴后原来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并不是不复存在，只是改头换面。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投资银行业务随着市场的变化，发生了战略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是从代客交易向自营交易的业务重点转移；二是从股票市场交易向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业务重点转移。而这两项给其带来丰厚回报的战略性转移也将投资银行推向了金融市场的风口浪尖。

根据Tully投资公司的统计数字：2006年华尔街五大投行自营交易收入达到了610亿美元，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半；其中高盛的自营交易业务2006年达到了130多亿美元，而2004年只有62亿美元。

从玩别人的钱到玩自己的钱使投资银行的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一位在华尔街打拼多年的资深投行家回忆道：一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常让我夜不能寐，就是每当我年初查看上一年的财务报表时，总是吃惊地发现交易收入占据了全行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其中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品的规模巨大。这让我忐忑不安，因为，按照金融常识，交易收入最大特点就是波动性强、风险高，与其他业务相比是最不“靠谱”的。

同时，投资银行通过向对冲基金提供一揽子服务牟取暴利，不仅抓住了对冲基金这样的肥客户，也加大了影子银行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

投行向对冲基金提供的一揽子服务英文名称是Prime Brokerage，我们翻译为机构经纪业务，具体来说就是投行向对冲基金提供股票贷款、融资、集中清算、结算和托管等服务。对冲基金经纪服务已发展成80亿美元年收入的市场。如果加上交易手续费收入，投行每年从对冲基金赚取的费用预计在260亿美元。为何对冲基金不使用商业银行的托管业务，而选择使用投资银行的机构经纪服务？原因就是投行给的优惠更多，比如投行允许将客户准备金账户的证券做贷款质押品，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冲基金成本。

一般来说，投行除了向对冲基金提供股票贷款、交易清算和托管业务外，也签衍生品合约。这样一来，投资银行也由此成为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形成上下家关系。投资银行的服务不仅让对冲基金得以介入更广泛的市场和产品，联姻对冲基金也使投资银行本身如虎添翼，机构经纪业务平台已成为投行营销其他业务和服务的重要渠道。

其具体做法是将次级贷款包装为金融衍生品，例如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权证）和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 结构性投资载体），往往被信评机构评为AAA级，这些载体是证券化资产的主要买家。

影子银行创造的衍生品在全球的范围内流通，使得全球信贷平民化，廉价的信贷更容易被大众得到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影子银行平缓了因生产力进步和分工细化产生的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使收入与利润增加。

2007年信贷危机的风暴中，这种将债务和其他资产捆绑打包成复合证券和载体以供出售的业务亦无法独善其身。

由于银行亟需改善自己满目疮痍的资产负债表，证券化市场的健康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为企业和消费者的借款能力提供保障，还源于其在推动经济成长和资产定价方面的作用。

诸多因素导致证券化活动受损。投资者不再对穆迪和标准普尔等第三方的评级价值抱有信任。与此同时，始于美国次优抵押贷款市场的损失，或多或少地对SIV等表外工具产生冲击。

影子银行虽然是非银行机构，但是又确实在发挥着事实上的银行功能。它们为次级贷款者和市场富余资金搭建了桥梁，成为次级贷款者融资的主要中间媒介。影子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大规模地扩张其负债和资产业务。所有影子银行相互作用，便形成了彼此之间具有信用和派生关系的影子银行系统。

影子银行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交易模式采用批发形式，有别于商业银行的零售模式；其二，进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而且鲜有公开的、可以披露的信息。这些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都在柜台交易市场进行，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完善；其三，杠杆率非常高。由于没有商业银行那样丰厚的资本金，影子银行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其四，是影子银行的主体是金融中介机构，载体是金融创新工具，这些中介机构和工具充当了信用中介功能；其五，由于影子的负债不是存款，主要是采取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最初目的是要分散风险，因此，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存在监管套利的行为。

协调全球金融监管政策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12年11月发布数据，称“影子银行”去年规模创下新高，达到了67万亿美元。“影子银行”的繁荣已成定势，而且将超出管控传统银行和银行活动

的监管网络范围。FSB还呼吁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

FSB在报告中表示：“FSB认为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需要有针对性，目的是确保‘影子银行’从属于合理监督和管理，以解决对金融稳定构成的和银行一样的风险。”FSB的研究显示，在2007年之前的五年，也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影子银行”规模不止翻倍，达到了62万亿美元。到2011年，整个系统规模达到了67万亿美元，超过调查覆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收入总和。

FSB表示，美国拥有最大的“影子银行”系统，2011年资产达23万亿美元；其次是欧元区，22万亿美元；英国9万亿美元。不过美国在全球“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份额近年来在降低，而欧元区和英国则有所增加。FSB警告称，强迫银行增加资本储备以覆盖亏损的更严格条例将助长“影子银行”。该机构支持更好的控制，但是认为“影子银行”改革应当小心处理，因为这一领域也可以是企业和消费者的一个信用来源。

据悉，欧盟委员会预期将于明年提出欧盟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监管条例。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于信贷的需求与日俱增，美国的影子银行也相应地迅猛发展，并与商业银行一起成为金融体系中重要的参与主体。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使得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银行体系的作用不断下降。影子银行比传统银行增长更加快速，并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同时也在最后贷款人的保护伞之外，累积了相当大的金融风险。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近日也曾表示，中国金融五年内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他认为，这个风险既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现在资本市场的风险相关。据了解，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信托、担保、小贷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等。事实上，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来，各地民间金融的风险便已陆续暴露，并牵连当地的银行系统。由此看来，如何保持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应当看到，监管层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也付出了努力。比如以各种方式切断银行系统与影子银行的联系，规范银信合作、将表外业务尽可能纳入表内、加强银行业与影子银行、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建设等。从银监会年报看，自2009年开始，“影子银行”字眼频现。在2010年年报中，“影子银行”提到了 16次;2011年年报则提到了14次，并特地开设了“影子银行”专栏。

不过，正如分析人士所言，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的治理，以及对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不能仅仅靠查漏补缺这一招，哪里有风险，就急匆匆地切断该处与银行业的联系。若以“一刀切”与“紧急灭火”的方式处理，势必将伤及实体经济的运行，反而引发更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正规渠道依然无法解决实体经济中所存在的金融需求，影子银行系统仍会在风声过后卷土重来，这些运动式的治理，更像是在抽刀断水，治标而不治本。

要解决中国金融风险必须推进改革：一是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两率”的市场化改革;二是放开金融市场的准入，让更多民间资本更加自由地进入市场从事金融业务;三是推动银行业改革，让商业银行能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四是打破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完善金融组织机构，尤其需要改进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原处于地下的影子银行系统按照正规的方式运营，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平衡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与收益。

在高度金融监管下，“影子银行”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银信合作”和地下钱庄等金融形式上。事实上，国内银行目前存在很多‘影子银行’业务，比如说委托贷款、银信合作、信贷理财产品等等，银行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并不占用银行的资本金。如果监管要求这部分业务由表外转为表内，纳入银行业务的管理，本质上和正常信贷是一样的，并会被计入银行的信贷规模管理额度，从而银行总体信贷投放的结构必须进行调整来适应新规。”

“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其运作模式为：某房地产商开发房产项目资金短缺，银行因监管等政策原因贷款额受限而不能直接向其贷款，信托公司以中间人角色出现，以房产商待开发项目为抵押，设计基于该项目现金流的理财产品，其周期一般为1年到1年半，并委托银行代销，由投资者购买，房产商获得项目资金，项目开发完毕并销售，房产商支付给银行托管费，信托公司服务费以及投资者收益。

具体来说，通过银信合作，银行可以不采用存款向外发放贷款，而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向企业贷款。由于信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资产而非表内资产，可以少受甚至不受银监部门的监管。银信合作模式：此前的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上，刘明康曾提出，银监会对会造成高杠杆率的“影子

银行”和银信合作高度关注。这些机构提供流动性、提供信贷，就像银行和保险公司一样。他们的工资比银行和保险公司都高，但他们的风险和成本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计量。

通胀持续走高，银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资金饥渴，2011年，中国金融业的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资金“跳”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各种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影子银行”，渐渐浮出水面。

“影子银行”是一个体系，指称那些脱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借贷平台，比如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也包括“灰色”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影子银行”正野蛮生长，一则顽强，民间对它有很大需求及培育它发展的土壤；二来其“看不见”的部分，对现有规则和监管发出了强力挑战。

但是，“影子银行”规模到底有多大，迄今难有定论。原因之一是它生长太快，以至于还没有清晰而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融资担保不算“影子银行”，因为其资金本质上是银行信贷；有人认为私募股权融资、风险投资应纳入范畴，有人却建议只计算借贷、忽略股权投资，因为股权投资对信贷的替代作用不明显。

SG Research近期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要估计出这种放款行为的准确规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估计，大致应该有近3万亿元人民币(4700亿美元)已经从传统的商业贷款渠道流到了地下银行业务当中。野村的估计则是，中国的整体影子银行贷款规模已经达到8万5000亿元人民币，他们的结论是，市场对此必须予以严重关注了。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黎友焕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做这个。”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体量太惊人，你能得到的数据都是假的，因为根本没人能统计。”

黎友焕认为野村的数据太低估“地下钱庄”的能量。“现在做高利贷的很多，成行成市了，几个朋友凑几千万就出来‘放数’。有些钱庄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动用高科技监控手段，不怕你不还债，天涯海角都能找到你。”

本月15日，央行在官网发布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报告。2011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7.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占53.7%；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55.6%。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团队的历史数据发现，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社会融资总量的92%，占绝对主导地位。不到10年，这将近40%的占比落差意味着什么？此前即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影子银行”放款量或已占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

“钱太多了，银行装不下”———这是各国出现“影子银行”的共同原因。

以民间借贷为例，其蓬勃发展的背景，是民间资金的大量沉淀。资金要寻求保值增值，除了购买资产外，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拆借。

从世界范围看，“影子银行”都源于流动性泛滥，但各国金融环境不同，又造成了“影子银行”形态的分化。

美国金融危机前货币宽松，金融创新不断深入，各类衍生品交易红火，“影子银行”以交易证券化房地产贷款为主，也因此被指为危机元凶之一。

中国的情况不同，在金融管制、资金垄断下，“影子银行”资金多投向中小企业。大型国企能以低廉利率从银行获得大笔贷款，中小民企则普遍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资金，形成金融“双轨制”。

也有分析师认为，影子体系得以发展壮大，是因为正规金融领域的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并保持在狭窄的区间内。与此同时，拥有过多储蓄的企业家和其他富裕个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在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之际，他们无意把钱存入银行。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包括防范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信贷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在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上，要严格按照时间表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的工作，加强“影子银行”问题的调查研究，做好跟踪分析。

“影子银行”相当一部分业务被称“银行的影子”，好处显而易见：它们灵活、充满创新意识，对当地中小企业的了解更透彻，能有效地解决传统信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记者采访过的一些机构，多年来坏账率、代偿率为零。

不过监管层也意识到了“影子银行”的风险，尤其是时下许多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做起高利贷生意。今年6月，厦门发生“融典担保”资金黑洞事件，账面亏空37亿元，已然敲响警钟。“影子银行”创新的工具以及隐秘的融资渠道，更让资金流动量极大增加，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令收紧银根的金融紧缩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监管部门已开始尝试出手化解。今年年初，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需在年底前将银信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受存贷比的限制；未转入表内的，信托公司则应按10.5%的比例计提风险资本；5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会上表示，要重点防控平台贷款、房地产信贷和“影子银行”风险。

不过，只凭银监会一家很难把“影子银行”管住，不少业态存在多头管理。例如典当行、融资租赁受商务部管理、融资担保受金融办、财政部乃至中小企业局的主管。

根据央行的解析，社会融资总量涵盖了10个单项，但这仍无法覆盖真实世界的资金渠道，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均未计算入内，体量庞大的民间借贷也被排除在外。

“除非进行金融改革，让银行有足够的动机贷款给中小企业并实现贷款的多样化，否则恐怕就难以降低黑市的重要性和生长。”有专家如是称。

201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国境内信贷风险提出警示。“虽然中国银行业维持了较低的不良贷款率，但市场对其信贷质量，尤其是对小微贷款的担忧可能会严重影响非银行借贷机构。”GFSR报告显示，目前，亚洲、中东及拉丁美洲一带国家的银行市净率（PB）均较2010年水平严重下滑，其中以中国银行业的下降幅度最高，市净率最低。^[1]

IMF还提醒投资者需警惕中国的信贷风险、流动性错配及非银机构的道德风险。

GFSR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影子银行”急速膨胀。近期内地经济放缓，整体信贷受到压制，非银行信贷的重要性反而增加。这使得私人企业能得到更多的信贷资源，但也对全国的金融稳定带来挑战。

IMF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在中国的融资结构中，信托融资急剧增加，从2011年一季度占总体融资额的20%以下，增至2012年二季度的约30%。委托贷款亦快速增长，2011年三季度，此类贷款占国家总体融资额的比例曾高达60%，2012年二季度，上述数字已逐渐降至约25%。

中国影子银行系统中，非正式贷款者是最不透明的，大约占了全国GDP 6%至8%的份额，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目前，这些企业正面临较高的信贷风险，体现在借贷利率高达20%或以上。受中国经济下滑影响，这些非正式贷款者正面临急剧上升的不良贷款。

“中国的影子银行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领域。过去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通过各种贷款工具和中介机构迅速增长，这的确是一个风险。”IMF负责人表示，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借贷总额占中国GDP的比率高达40%。目前情况来看，加强影子银行监管非常重要。^[1]

在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水平上，如果界定得非常宽泛，容易导致对金融创新活动的抑制。如果把银行贷款之外的全部融资渠道界定为影子银行的话，反而可能会导致社会融资的收缩，对于2012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的触底回升可能是一个金 融上的冲击。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越来越大胆的预测，认为影子银行的规模有10万亿甚至40万亿，这甚至引发了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担心。^[2]

^[3]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或可免去30万亿影子银行被清理之灾。

来自中国信托业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债登、中国银监会官员讲话的信息显示，目前银行理财约有7万亿元存量规模，券商资管1万亿元，资金信托扣除贷款和股权后的总资产3万亿元，非银行机构信用债持有量

4万亿元，委托贷款余额5.4万亿元，信托贷款2.4万亿元，未贴现承兑汇票5.7万亿元，加上3-4万亿元民间融资（央行2011年5月调研统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3.38万亿元），中国广义影子银行的总规模应当在30万亿元左右。

“从10万亿到20万亿，30万亿，40万亿，我们看到金融界对影子银行规模的预测越来越大，而且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1月20日举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说。

巴曙松说，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对这些影子银行都进行清理，可能会使大量资金回流到资本市场，从而触发一轮上升行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2012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触底回升，贷款并没有跟进增长，是除贷款之外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了经济的复苏，如果盲目清理这些影子银行，会导致社会融资总量突然收缩，对整个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这就牵涉到影子银行的界定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目前范围不宜过大。”巴曙松指出，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对影子银行作了严格界定，即游离于银行的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信用中介体系，风险主要包括期限的错配等，对欧美来说，主要是围绕证券化推动的金融创新工具，而这些工具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里多数不存在。

目前，信托公司有严格的净资本约束监管，不能有直接的负债，不能有杠杆放贷，美国的信托业务也没有划入影子银行的范畴；银行正常的表外业务也受到了金融监管的约束，即使按照巴塞尔监管协议的框架要求，也是要计算风险的，而业界只是简单的把银行表内表外业务划为影子银行和非影子银行。

“大家称为影子银行的产品和机构绝大多数已经被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里面了，并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两个特点，如果去掉这些夸大的成分，小额信贷、投机基金这些有影子银行特征的，总规模大概在2、3万亿，相比整个金融业的总资产规模是个非常小的比重。”巴曙松说。

但很显然，即便是金融业界对此也存在很大分歧。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2012年11月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委托代理、信托代管、民间借贷等在内，影子银行规模至少在17万亿元以上。

巴曙松指出，理财产品有2012年实施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进行约束，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汽车金融管理办法里也有资本约束，直接控制其资产扩张能力。“全国66家信托公司总资产6.32万亿，只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2%，而在美国，受监管的银行资产规模和没受监管的影子银行规模约为1:1。”

“理财产品从特定意义上讲是商业银行对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预演，在存贷款利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创新设计来发行利率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理财产品，实际上给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学习产品定价、提升定价能力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些积累，未来利率放开时很多商业银行可能会遭受重大冲击，所以影子银行从本质上说应该算是一种金融创新，应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非传统银行业务发展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巴曙松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21日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有关金融单位、主要商业银行负责人座谈时也强调，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创新，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